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次“人权大考”。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科学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各国政府共同承担的人权责任。然而，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自利短见、任性低效和不负责任，不仅造成约200万美国民众感染病毒、11万多人死亡的悲剧，更使得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种族歧视、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等问题充分暴露和持续恶化，导致美国民众陷入深重的人权灾难。

　　一、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导致人权灾难

　　美国联邦政府对待疫情防控心有旁骛、懈怠失措、自以为是，迟至2020年3月13日才宣布美国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付出了数万人的生命代价。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6月9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感染确诊病例达1971302例，累计死亡病例达111620例，两项数据均大幅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这对于全球经济和科技实力最强、医疗资源最丰富的美国而言，无疑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讽刺。

　　忽视疫情预警。根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2020年4月复盘的美国疫情时间线，美国政府一再忽视疫情警告，怠于采取防控措施。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月初就收到情报，预测病毒将在美国蔓延。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在1月29日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详细列举了疫情暴发的潜在风险：可能会有多达50万人死亡，并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等卫生官员和医学专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国暴发的危险。但美国政府不仅对各种警告置之不理，反而着重于控制信息传播，限制医学专家向公众发布疫情信息，甚至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民众，称新冠病毒是“大号流感”，感染病毒的风险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会很快“奇迹般地消失”，导致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费。更有甚者，包括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理查德·伯尔在内的多名国会议员，还涉嫌内幕交易丑闻——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较早了解疫情严峻形势，却一边对公众淡化疫情风险，一边在疫情引发股市大跌之前抛售大量股票，上演“完美”避险。

　　优先考虑资本利益。《纽约时报》网站2020年4月13日报道，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月14日就合作准备了一份题为《美国政府应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的备忘录，其中明确建议采取包括“大幅限制公众集会规模，取消几乎所有体育赛事和表演，取消不能通过电话召开的公众和私人会议，考虑学校停课”等严格的疫情管制措施。然而决策层在听取相关措施将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的判断后，立刻否决了该备忘录。可见美国政府在抗疫决策上在资本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进行了价值排序，并未把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反而优先考虑资本市场的反应，导致政府既未对民众进行有效示警，也没有为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潜在医疗资源消耗做准备，把美国民众推向感染和死亡的边缘。

　　将抗疫问题政治化。疫情在美国暴发后，一些美国政客并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反而将疫情作为攻击政治对手的武器，谋求选举利益。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网站5月16日罕见地发表社论，直指美国的公共卫生领域受到政党政治的干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作用被一再削弱，美国政府不积极采取检测、追踪和隔离等基本医疗防疫措施，反而寄希望于“神奇的子弹”——包括疫苗、新药，甚至盼望病毒最终会“神奇消失”。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5月4日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一文，指出政党政治的高度极化使得政治制衡制度成为决策不可逾越的障碍；疫情大流行原本应该成为抛开分歧、展现团结的机会，却进一步加深了政治极化。政客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而这却是以不计其数的美国普通民众的生命为代价的。

　　导致灾难性后果。《纽约时报》网站2020年5月20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行动限制措施的延迟导致至少3.6万人付出生命：如果美国政府提前一星期实施行动限制措施，能够多挽救3.6万人的生命；而如果美国政府提前两星期就开始实施行动限制措施，美国83%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将幸免于难。《纽约时报》甚至在5月24日史无前例地用整个头版列出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姓名、年龄和身份，并在导语中写道：“这里列出的1000人仅占死者总数的1%。他们不仅是一个个名字，他们曾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时代》周刊网站5月20日报道，美国延迟采取社交疏离政策导致了90%的新冠死亡病例，付出如此多生命代价本质上是美国民主的失败。

　　二、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疫情中暴露无遗